梁江涛

日前，本报记者从国家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独家获得《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我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来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报告特别对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感到担忧。 （9月12日中国青年报）

调查显示，在“群体冲突”方面有28.26%的人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是最容易出现冲突的社会关系，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不能将“干群冲突”的民意调查当作“危言耸听”。不单单从社会变革和群众身上找原因，更要从干部的制度性约束与监督管理上查找深层次根源。

应该看到，从贵州的瓮安群体事件，到云南的孟连群体事件的调查处理结果可见，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冲突的根子在干群关系紧张上。这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之所以干群关系紧张，是因为群众的事被无限期搁置，而有些公务员拖延、搪塞甚至是懈怠平安无事，有的还照样升迁。本来的小事演变成大事，是因为有些公务员整天热衷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外出考察，个别人甚至只顾自己的“小圈子”，早将群众的小事抛之脑后。某些公务员眼里只有领导与老板，见到找上门来的群众“眼睛只管往上翻”，有的甚至“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而某些地方存在的司法不公、粗暴执法和以权代法现象加剧了社会裂痕。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之外，某些公务人员、司法人员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各种非法致富行为最容易引发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不满情绪，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诚然，各地都在尝试对公务员的问责以及对司法人员的责任追究，但缺乏长效制度的支持，靠冷一阵热一阵的发禁令、搞暗访，轰轰烈烈之后仍是“涛声依旧”。在群众眼里，一些“做秀之举”其效果根本不值得期待。

干群冲突成为最容易发生的社会关系冲突是一种警示，干部排在获益群体的首位尤其值得警惕。虽然是一份调研报告，但其中折射出的社会心态却是社会转型期和深化改革发展时社会群体的社会心态，是整个社会感受、社会情绪基调和社会共识，代表着广泛的民意与民愿，对此不应掉以轻心。弥合社会裂痕关键是让公务员有危机感。一方面应创新制度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将权力运作的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另一方面必须从制度上规范，从问责上入手，从公务员开始强化这样一个意识——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凡是群众的事都怠慢不得，“得罪不起”，进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打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诚信政府，人民满意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