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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持 人：李国盛
王功权，字庶之。先后投资过亚信、易趣、3721、金融界、万网、框架媒体、中华学习网等。1984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之后任职于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1988年辞去公职赴海南，先后任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老城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海南省海口市秀港工业公司经理；1990年任南德集团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1991年任海南农高投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实业集团前身)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3年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兼美国万通公司董事长。1996年至2005年任万通实业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执行董事、万通国际集团董事长，并兼任IDG高级合伙人。2005年至今为鼎晖创投基金合伙人。现兼北京诗词学会副会长，有诗词专集《庶之词集》出版。
鼎晖投资目前分两个基金：一个是鼎晖创投基金。另外一个是鼎晖成长基金，自2002年成立后的开山之作是投资蒙牛乳业，从成立至2005年底的3年多时间，鼎晖共投资了约9个项目，其中，蒙牛乳业、李宁体育、速达软件、分众传媒、雨润食品、永乐家电，分别在香港和纳斯达克上市，其成功退出率超过60%。
李国盛：欢迎王功权先生做客天涯人物。
王功权：谢谢！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在线交流！
李国盛：您年轻时候从党政机关辞职下海投身企业，然后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创办万通，后来转行做投资，可谓从“运动员”到“教练”，对企业的运营非常了解。前几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有一个口号：国家的竞争在于企业，企业的竞争在于企业家，您感觉什么样的企业人，才称得上企业家？
王功权：首先这涉及到关于企业家的定义。我想，一个人若被称作什么“家”的话，他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表达方法和思维方式，形成鲜明的自己的特色风格，并且有实践证明这些东西。这样才能被称为“家”。就是说，要理论有理论，要实践有实践，并且这个理论和实践是自己独树一帜的。至于对这些理论和实践大家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回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一定是要有一套自己建树的东西才能成为“家”。你做一个企业管理者或企业老板是一回事，要做一个企业家是另一回事。并不是你管理着或拥有着一个企业，就成企业家了。你说画家跟花匠的差别在哪儿？差别就在于有没有自己独创的东西。画家就有自己的创造，作品中有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精华在里面，画匠就是把别人的画照着画下来，两者的差别很大。我想，一个企业家创办的企业应该是能赚钱的大企业。企业家是按照自己独创的思想和理论，成功创办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能赚钱的大企业的人。概括起来：1，有自己独创的理论和思想；2，在业界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3，创办了一个能赚钱的大企业。这三条具备了，就是企业家，不具备这三条，就有点牵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李国盛：您曾经说过：国内的许多民营企业家，如果不彻底的改造自己，最后只能被淘汰或者只能作为一个纪念品而存在，您所说的彻底改造是指哪方面改造？
王功权：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这二三十年里，企业发展基本上是这么三种情况：一种是企业自己创造和摸索出适应企业化的自己的品牌、自己的管理体系和风格、自己在国内和国际的核心竞争力。另一种是拷贝国外的企业经验，所谓的从西方引进。第三种就是你不知道他搞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你可以说是这是那，反正就不是个真正的企业。这个企业里的东西，不是拿千年江湖来诠释，就是拿国共两党革命史来诠释，或者自己编排了一套怪里怪气让人哭笑不得的东西，企业像个大学、像个政府、像个机关、像个军队、像个家庭、像个研究院、像个实验场、像个游击队、像个大杂烩，等等，反正就不像企业。
李国盛：为什么会有第三种情况?
王功权：因为中国原来没有市场化的企业。和西方比，我们太缺少企业榜样和成功企业案例。很多中年以上的中国人，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商业化的教育，很多都是革命的教育、历史的教育、政治性的教育，没有企业化方面的教育。很多人就形成了非企业化的思维习惯。他打造企业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打造一个企业，而是在打造一个非企业化的社会组织细胞。这样就会出现第三种情况。
李国盛：您最欣赏第几种情况？
王功权：我觉得最令人敬重、也最令人赞赏的是第一种情况，也就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打造出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可以站立起来，并且能走向世界的企业。我想联想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你在世界上找不到联想这样历程、这样特点的企业。从这个角度讲，柳传志、杨元庆都是了不起的业界英雄。第二种情况，学国外的东西，也还好。你自己别乱摸索，下决心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西方的企业经验，毕竟是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用无数人倒下、无数的损失为代价探索出来的一套东西，而且比较具有全球化的能力，应该充分尊重。这些东西可能对中国有点不适应，但是人家那些东西也不是只适应一个国家的东西，它是适应很多国家的东西，包括我们中国，全球化能力较强，照着学过来，我觉得也是比较可取的。最不可取就是第三种情况。大家用非企业化的一套思维方式，非商业组织的一套思想方法去创办企业，我认为是没有出路的。我所谓被淘汰是指这第三种情况。就是说，你要么在中国独自找到正确的路，要么向国际先进东西学习。千万别用非经济，非企业化的东西在这瞎整，绕来绕去，老是很费劲地向全世界解释我这企业特殊，老是强调“特色”。这很累。因为全球各国特色太多了，特别不容易理解。大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努力标准化。你的东西要在全球能用大家易于理解的通用行业语言沟通。否则，难以交流，难以对接各种行业知识和资源，终被淘汰。第一种道路难走，第二种道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第三种道路是走起来最累也最危险的。
李国盛：您刚才提到“联想集团”，当年柳传志先生把联想一分为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留住一员大将！所谓一将难求，不管在什么企业，人永远是核心。对于看人的准确，或者看团队的准确您很自信，而且成功案例很多，发掘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您感觉创业者拥有什么样的素质或者说是拥有什么样的天赋，才比较靠谱？
王功权：我们做投资的，主要工作就是找人，找一个好的创业团队。怎样选择好的创业者，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能把这个问题正确地回答出来，我的每一个投资就都会成功了，而且大家听我讲了以后就也可以做投资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我想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我只能说自己的一点体验。我认为很多的事情都是靠人来实施推动的，我确实努力把人的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人很重要，大家都这么说。我是把这个重要性树立成一个刻骨铭心的理念了。你说什么样的人能够适合创业？我的体验是，第一，这个人要有敢于告别过去的勇气。就是说不拖泥带水。自己未来面对的是什么东西，可以不知道，但将被结束的东西是什么，他应该很清楚。他要敢于把没有前途的东西坚决结束掉。这种性格，我认为对于创业来说，是最需要的。很多人问我说，我想创业，你看我从什么地方起步？我的回答就是反问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是不是你创业要干的事，如果不是，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现在做的事情停掉！把正在做的事一停掉，你就必须开始做新的事情，创业就起步了。最糟糕就是骑马找马，我在这个单位还先干着，边赶边找机会。凭这种心态没有办法成功，没有办法创业。
李国盛：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王功权：共产党南昌起义枪声一响，与国民党就彻底决裂了，没有回头路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创业”从此就开始了。不打这一枪，就不能开始走这条路。我觉得创业者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赶斩断过去，迅速结束手头没有希望的事情。背水一战地开始创业的路程。我自己的几次经历都是这样的。88年我断然从省委机关辞职了，等着我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结束了一种我不喜欢的生活，我知道。我认为我当时正干着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前途，或者说那个前途不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就停了它。我想去海南，买个火车票就走，我下海的生涯从此就开始了。我最近去广州出差，顺路看我侄女，她大学研究生毕业，在广州一个台商企业做技术员。我去了，她说了她的情况。我说你告诉我，在这里，你五年之内会是什么样状态？十年之内是什么状态？你看看你的同事的道路，他们开始怎样，现在怎样，你比较和推理一下，看你自己对未来五年十年将达到的那个状态满意不满意，如果不满意，你马上把这个职业停下来。从停下来那天开始就是创业开始，要行动。她说她不想在广州，想到北京、上海发展，“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发展。”我告诉她，马上把工作辞了，把租的房子退了，买火车票进京、进上海，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在北京或上海，哪怕是郊区，租个房子就住下。自己能活一条命就行，反正家里目前也指望不上你给挣钱。这样从北京、上海租房子住的第一天开始，你就是走在到北京、上海生活和创业的路上了。然后干什么？不知道，你当初能在广州开始生活，你就能在北京和上海开始生活。结束目前没有出息的事情是第一位的。她听了我的话，辞了职买个票就到了北京。上个月在北京通州租了个房子，把未婚夫也拉来到民政局办了个结婚证，什么婚礼仪式都没有，开始在北京找事做。我说好，你在北京生活和创业的历程开始了。就应该这样。我觉得这种性格和勇气是创业者第一要有的东西，没有这个劲头，瞻前顾后很难创业。第二个，创业者要志存高远。就是说你要志向很大，你可能达不到那个志向目标，但你是立志宏远的人。
李国盛：这样会不会很容易狂想？另外远大志向带来的东西是什么？
王功权：狂想比不想要好，最怕的是没有远大志向。因为有远大志向的人会比较顽强地坚持，非常困难的时候也往前走。我以前的搭档冯仑，让我最佩服的事情就是韧性，在非常大压力的情况下，别人都觉得有点承受不住了，他还是嘻嘻哈哈的笑着熬过来。为什么呢？他志向很大，轻易不想放弃自己的道路。你有了一个远大的志向，你就不在小的事情上计较，你就不困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你就会知道那么大目标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你就会团结别人来做。你的志向如果就是办一个小水果店，当然不需要别人合作了，你自己就可以干。你想办两个小水果店，你让自己的弟弟看着一个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想做中国最大的水果销售连锁企业集团，你马上就会知道你自己可能做不下来，你需要找别的人才来一起做。你就会凝聚一大批人才一起走。所以志向远大是特别重要的。实践证明，志向远大的人不仅能够干成事业，而且不容易走歪路。当年万通那些人，没有人出什么经济犯罪的事，不是说干了很多坏事没有被抓着，不是，而是尽最大可能不干那些事。为什么呢？由于都志存高远而不愿意在一点蝇头小事上毁了自己。我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前面所说的这两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其他的，说起来会很多，关于成功的创业者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大家也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法很多。我自己特别在意的就是这两点，我认为这两点是特别重要的。
李国盛：您在万通期间，曾经给潘石屹非常多的机会。您说过像潘石屹这样的人才，只有不断的给机会，不断的提拔才不会被埋没，为什么呢？只要是金子永远会闪光啊。
王功权：只要是金子就永远会闪光的，这是个信念，是人们应该树立的一种信念，但是并不是现实的解决方案。金子一定是要放在可闪光的地方才会闪光，埋在地下它是难以闪光的。首先本身它要是金子，其次一定要创造条件给它。我认为环境和条件特别重要。我是这样想的，一个人能做点事情很不容易，在你的身边能遇到很有潜力的人应该说是很幸运的事情，你不要指望非常有潜力的人永远在你手下工作，也不要指望自己和周围人比总是最优秀的。给人才提供和创造条件是一种善事。最好是使每一个人尽可能都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至于自己，你只要没有辜负自己的环境也在努力就行了。潘石屹成功，主要是他自己有潜力。我只是明智地给他方便，顺势而为而已。我后来开玩笑说，多亏当初我没有打压和埋没潘石屹，否则中国房地产界会少不少故事。在万通我把他聘成财务主任，后来使他一路晋升，一直到最后我把总裁位置让给他，出国“流亡”，最后也不能再让了，没的可让了，再让就是让老婆了。而他已经有一个很优秀的老婆了。（笑）
李国盛：有不少企业家也像您这样，想把企业上一个台阶，把好多具体权利下放，但是在操作层面上，所有权跟管理权的分离，经常出现一些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本质是什么？
王功权：一般的来说管理者跟所有者之间出现问题，绝大部分情况，大概60-70%的原因，是所有者一方的原因。由于管理者原因的也有，但是我认为管理者原因不是主要的。很简单，就是扣底牌权在所有者，企业最后的抉择权在股东这里，在所有者这里。谁有最后的决策权，谁应该为这个事情负主要责任。
李国盛：但是有些时候是所有者当时看走眼了的情况。
王功权：即便是这样责任也是主要是所有者一方，因为管理者是所有者选择的，所有者应该为自己对管理者的判断错误支付代价。高估了一个人，你要为这个付代价。你判断错了，许诺的条件和权利又不想给了，当然人家管理者就不高兴了。
李国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功权：我认为首先识人、用人是千古以来的难题，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有的人能够识人，不能够用人；有的人能用人不一定能够识人。这是挺难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这些所有者他们自己的问题。所有者离开这个舞台后，没有其他更开阔的其他发挥和“消耗”自己的空间，就会出现“复辟”问题。他在自己企业里什么感觉都有，一离开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他就转一下又回来了。就又跟管理者扯皮了。如果一个人有特别强的创新能力，有学习能力，或者迅速搭建创造一个新的舞台，他也就不会回来“复辟”了。如果我当初去美国，没有在风险投资领域找到感觉，我就得再回万通。你说这可怎么办？至少你万通不能给我安排副总以下的级别吧？这就比较难办。我认为，很多人由于自己的学识、知识面，创新精神，兴趣爱好等众多方面原因，不能够在这个舞台以外找到自己新得更多的空间，被迫回来“复辟”，造成新的矛盾。人的一生总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找不到其他的价值就又回来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所有者用了职业管理者之后，说是给予信任，但实际上没有，老觉得管理者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你犯一个什么错误呢？你不是要找另外一个人，你是想找一个自己的拷贝。这就毁了。高级人才，不仅有做事的手脚，更主要的是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大脑。你让他做的每个事都要符合你的做法，那怎么可能！你应该允许他用他自己的大脑思考、用他自己的风格做事，否则你找他干什么？你自己做不就完?所有者能立足于只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可以，然后让更强的人才为你挣钱，这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涉及到胸怀等等的问题。
李国盛：就投资而言，您曾经打过比喻，说做投资就像打算上火车的乘客，既怕上不去，又怕上错，既要手快也要准。这需要勇气、自信，这些的背后是很清晰，很强大的逻辑思维。但是我同时看到您经常也写一些诗词，这是感性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您觉得有没有矛盾？
王功权：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你做投资最需要理性，而你写诗最需要感性。你是怎么结合的？是的，写诗，写词这些东西，是需要感性的，你面对夕阳、面对花草，要流泪要震撼。没有这些感觉，你肯定是写不了诗。但是我在中国商业领域毕竟这么多年了，经历太多了，环境会迫使我选择理性，因为不理性的结果和代价是惨重的，我的感性是先天的，理性是在商战中逼出来的。我认为一个投资人首先要有很强的理性，不能够用更多感性面对业务。要能够克制自己。实际上，我比较乐于自己处于这样双重的角色。我们做投资的工作是很累的，压力特别大，每一笔投资，在决策之前，我心里都是特别痛苦的，有时候心情非常烦燥。在商场中有一些东西肯定是我个人不喜欢的，我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调节一下，像自己有另外一个天地一样。比如，我在自己的博客里，不谈商务不谈业务，有人在那里面向我递交商务计划书，我宁可给他们留下最糟糕的印象也绝不在博客里接业务。我自己就留那么点天地，如果这也被破坏掉，我太痛苦了。这是我的一个平衡调节的方法。很多同行去打高尔夫球，一打就打半天，我不太打，花点时间用于去读书和诗词创作，保持另外一种心境。
李国盛: 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怎么结合?
王功权：怎么结合很难讲，我业余填词，主要是有兴趣。但是当我投资、考虑项目的时候我会马上就变成另一个人，面对商务我会很理性。
李国盛：做投资无法把变数穷尽，感性和直觉有时候反而更重要，感性思维很强对您来说也算优势吧。
王功权：我认为往深层次讲，在所有的投资工作种类中，只有创业投资可能跟感性东西结合得多一点。因为创业投资需要创新能力，要富于想象，敢于突破，要有浪漫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创业投资同时也是一门艺术，有时候没有办法穷尽全部的决策论据，在尽可能实证的同时，有时候加上直觉。所以也有说风险投资是一门艺术。实际上管理往往需要理性，风险投资需要一些直觉、浪漫、感觉和热情。像腾讯，当年大家钱都投进去了，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赚钱。在这里面没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只是非常理性就没有办法做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自己选择这个职业还好。
李国盛：您开始在IDGVC，是比较侧重于早期的项目投资，您现在的鼎晖投资，更加侧重于传统行业或者是中后期的投资，这样对您来说是不是有了新的挑战？
王功权：这是很好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挺愿意接受挑战的。我原来做投资的数额相对比较小，同时也相对比较早期。做中后期投资，从判断的难度和勇气上来说要比做早期简单些。这个东西好像长跑比赛，已经跑几圈了，第一、第二是谁都知道了，第二、第三的超过第一的可能性已经比较小，你要注意的是，第一的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你要把这个企业搞清楚，论证清楚，就剩那么一点距离了，你还有几多赚头，要采取模型计算。早期相当于短跑比赛在起跑线上，这时候很难判断，你不容易判断谁可能第一，而且很可能你认为他第一，他由起步的时候一个失误就没戏了。实际上早期更难判断。后期是有大量的工作，比早期工作量大，工作比较多一点，逻辑比较强一点。
李国盛：美国的传统行业基本饱和，风险投资关注的是新型行业和服务，互联网更是备受关注，当然在相关的配套服务、游戏规则也比较健全的前提下。中国情况有些不同，一方面传统行业还在继续发展，新型行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得配套服务不够，比如风险投资得退出机制就很欠缺。在这种情况下，偏重传统行业和中后期投资的鼎晖是不是更加有优势？
王功权：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梳理一下。鼎晖投资品牌下面至少有两支基金，一个叫鼎晖成长基金，就是大家说做传统产业的，像蒙牛乳业，李宁服装，分众传媒，双汇等等都是他们做的。我这里是鼎晖投资品牌下的另一支基金——鼎晖创投基金。这是个2亿美圆的基金。我们鼎晖创投基金还是秉承创业投资的习惯，主要是做一些相对来说创新性东西多一点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商业模式，在传统的工业中可能还没有，也可能是刚刚开始，总而言之还没有成为产业主流的东西。当然我们会得益于鼎晖成长基金在传统产业方面的经验。他们有两个主要的领导者在我们决策委员会上，当我们一进到TMT以外领域的时候，比如说包括像医疗、教育、连锁服务等等领域，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支持很大。我们两支基金相互会有一定程度的协助和依赖。借鉴他们的经验，这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他们过去做的流程、一些项目论证方法、财务模式这些东西我们鼎晖创投基金都可以拿过来用。相对来说特别创新的早期东西他们会尊重我们的意见，中后期的东西我们相对来说会很尊重他们的意见。
李国盛：具体到项目判断来说，符合哪些基本规律就在投资范畴之内，可以说一下吗？
王功权：第一，市场要足够大，我们原则上市场在五亿美圆以下的不投。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市场大，余地就大，如果市场很小就很危险。第二，创新，这是我们再三强调的。因为创新实际上是VC的主要特点。这种模式或这样的东西是原来没有的，如果一旦成功了就是爆炸性的。第三，团队。除了我刚才说的之外，当我们要投资的时候，团队是要反复考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团队能找钱。必须是能找钱的一个团队。他在融资上不管是语言上也好，思维方式也好，素质上也好，反正总而言之一定要能找钱。一个团队假如说没有融资能力，不能找钱，这是挺累的事。几乎所有企业家一个共同的能力，就是找钱的能力，不管是政府的钱，还是银行的钱，还是投行的钱。因为企业资金链不能断，资金链条断就死掉了。所以这条是重要的，就是团队能融资。我建议大家做风险投资的时候，考核各种能力同时，一定要判断这个团队能不能找钱，是不是在找钱上有长处或者有能力。差不多这三点是我们一般很注意的。
李国盛：国外的互联网进入中国成功的不多，在本土化方面您感觉是什么原因？
王功权：你说的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互联网行业几乎国外进来的大企业，没有谁干能胜过本土化企业的。我认为，如果国外大的互联网方面的巨无霸，还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走，还是要失败的。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美国成功的东西，在中国也能成功。但是他们忘了一个常识：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互联网上走的东西最重要还是内容，而内容是什么？内容是文化差别最明显的东西。我们这边觉得非常好的内容你拿到非洲去就不一定好。内容是和文化、人们的心灵、人们的习惯等，依赖最紧密的，它跟硬件设备不一样。IBM电脑可以在中国长驱直入，但是美国的互联网内容就不行。涉及内容这东西，一定是本土化最强。你看这个非常明显。按照他们的想法不尊重当地人们的经验，一定是失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李国盛：您曾经说：“在当今社会的每一天，每个人都时刻面临考问：是坚守一点什么，还是世俗地权衡、随波逐流和麻木？我一直努力选择前者。尽管我不能彻底做到，但我一直挣扎着坚守。守住一点就比一点也守不住好”。 您坚守的是什么？
王功权：我们国家因为那么多年体制带来的民族贫困和封闭，突然开始开放，紧接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成为压倒一些的事情，人们竭力从贫困当中摆脱，在经济上有一定的积累也是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全民族几乎都涌入到追求赚钱、经济发展的大潮里面。如果说中国多年推行唯物主义的话，现在就真的成为了唯物主义大国了。唯物独尊。可世界上还有另外一面，但是在中国，另外一面东西没有了，人们在承认经济发展的同时，心灵感觉到前所未有过的空虚和苦难。一些美好的价值标准，、独立的人格、公民的权利、正义感、真善美的东西，都极端缺乏。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
李国盛：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当代或者说不久将来的社会精英更应该在另外一面起到表率作用？
王功权：是的！如果说前三十年我们国家社会青年和精英，各个方面的先进人物，应该率先从旧体制中摆脱走向市场经济大潮，率先解放自己，同时带动整个社会朝这个方向走，是当时的时代呼唤和追求，那么今天，这个呼唤和追求已经不是那么迫切了。为什么呢？因为全民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而且这条路不可回头，谁不让这么走已经很困难了。不用带动了。我认为，在以后三十年，另一方面的带动变得更加重要。大家都在走向物质繁荣、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道义，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人性层面的东西，宗教等一些人的终极关怀方面坚守和弘扬，便成了特别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未来中国，在这些方面需要社会的理性青年和社会所谓的先进分子、有志向的人，应该在这些方面起带头作用，或者有所尝试，或者有所突破，至少自己可以身体力行去做。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李国盛：我也坚信，在除了物质利益的追求方面，社会的下一代会变成自动自发，而不是坚守。
王功权：我想一般看三代。大家常说富不过三代，实际上三代是否定之否定的。我们现在是第一、第二代，挺惨的。第三代起来他们会有往另外一个方面调整。我前一段休假时看北岛的诗，“在这个没有英雄的世界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我读得很感慨。实际上在今天正好是这样。我们很多人在社会大潮中自觉不自觉被很多东西侵蚀了。有的是由于社会管理规则、法治不健全，往前走要做很多的尝试，很多人在很多方面已经突破甚至到了法律的边缘，严格追究起来很多人没有办法完全说自己一点问题没有，清白已经很难。因此，多数人在人格和心理上，已经被环境绑架了，环境逼迫你是做同谋。那么，既然已经这样了，你是选择做同谋，还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守一点什么东西？我认为，你挣扎也不一定能挣扎出去，但是你挣扎总比不挣扎要好；你坚守也不一定能坚守得住，但你坚守一天就比一天不坚守要好；你可能不一定真的做到去坚守，但是想到坚守就比没有想到要好。我们不能够完全使自己变得纯洁，但是我们至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怎么努力自我拯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在努力坚守。我不那么伟大，也做不到那么好，我常常想到自己能有一点坚守，自己有一点高尚和热诚的东西，多少有点自豪，要不然自己更瞧不起自己。所以很多人说我是不是有什么政治抱负，是不是要唤醒民众呀？我哑然失笑。根本不是政治抱负这个问题。
李国盛：您所说的“政治”是指什么？
王功权：首先我理解的政治跟大家习惯的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我对共产党这套从政是没有兴趣的，我对反对共产党的从政也是没有兴趣的。我认为如果是简单的在意识形态上否定来否定去，或者动不动就涉及执政权力问题，没有价值。因为这只是一张纸的两面。我不认为有什么超越。我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和执政权力上来讨论政治问题没有意义。未来的政治是什么样？如果非要用个词表达，就是解决方案。就是我作为一个公民和作为社会的成员或某一个官员，我是不是能够针对一个国计民生的问题，或者一个大问题或者一个小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可能是三峡到底拦不拦大坝，可能是后院那条高速公路是连五环还是连七环。我能够关心这些问题，看到这些问题，同时能够组织专家或者是发挥自己的专业力量去来论证这个问题，同时去影响周围，能够运用周围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传媒手段来推动这个方案的实现，一直到我这个方案被实施了，我价值就实现了。跟意识形态和执政权力没有关系。不是简单地把你先推倒了，然后我上台来做。这是我理解未来的政治。我们很多人既没有这种思维习惯，也不擅长这种工作。这方面的人极其匮乏。大家应该放弃意识形态的争执。主要的问题还是大家要在方案层面上论证和竞争，这个方案可能你赢了，下一个方案可能是我赢了。我认为这套规则才是未来的政治规则，或者所谓的政治游戏规则。但是恰恰现在大家不是这样思维。我对政治的理解，从个人的角度讲，主要是指公民的权利，这个权利比如：你家里的菜地被旁边老大妈占了，你当然要理论要争回来；你家的椅子让别人拿走了，你当然要找回来。就是这样的。同样，公民的权利也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政府侵占才争，也不是因为政府侵占就不争，而是任何人包括政府，侵占我的权利，我就要争。这个权利是宪法给我的，我当然要争。除非你不要宪法。作为公民，我宁愿相信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都是真的。当然我知道里面有问题，但是我愿意从这个角度来坚守，能坚守到什么我不知道，我能坚守到哪一天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坚守了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想到比没有想到要好，做一点要比没做一点好。反正就是这样，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社会的进步是最大的。
李国盛：能否举个例子来说明您眼中的政治应该是什么样？
王功权：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参加人大代表选举。咱们人大代表选举候选人都是官方列出来的人，大家画对号。我们宪法规定多少公民提名支持你，你就可以成为候选人，有的人拿到了这些人，然后开始去游说，然后就选上了，当了人大代表。这个在大学里很容易，因为大学学生集中。另外在社区也很容易，因为社区里原来大家不知道上面候选人都是谁，现在突然来一个熟的人，又说后面大坑污水必须处理，为什么处理，用多少钱处理，并拿出解决方案，说你若选我，我就拼命呼吁这个问题，这么面对面做工作，老百姓一下子就决定选他。原来选谁也无所谓，不负责任，现在对这个人有好感就选他了。所以在一个社区里特别容易被悬上，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件事情的意义不在于选上的人最后能起什么作用，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实际上国家宪法给了公民权利，只不过大家习惯不用了，也不敢用，之后有人威胁说你用了你就危险，大家就不用了。实际上没什么危险，用也就用了。这个事就是这样。参选的人就说后院大坑得修了，没说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没有什么危险。宪法给我权利我就选，特别容易。为什么？大家原来都不知道候选人是谁，现在面对面，又熟悉，又办实事，当然选你。假如说我拿票，实际上这件事情办起来好象是天大难的事情，但是做起来特别容易。
李国盛：评价一个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一个是这个人做了什么，第二个是这个人能做什么但是没做什么，第三是这个人想做什么。
王功权：我自己的经历中是不跟特权合谋。而且我之所以从万通总裁退下来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这是自己选择。我现在很好，我现在管的是国际的钱，我在境外注册，我投资什么企业，首先我都要求他在法律上没有问题，税务上没有问题，如果他之前偷税漏税他必须把自己财务理清楚，不是我帮你理，我不帮你埋账，是你企业自己请会计事务所来做，法律上就请律师。我投资之后你更要合法经营，如果你不合法经营我还收拾你，你要太滥的话我就投另外一个。所以基本上自己处在可以尽量避免跟政府官员特权打交道的状态，当然同时我失去一些机会。所以，自己再不写一些诗，自我浪漫一下。更没有乐趣了。（笑）
李国盛：您怎么评价天涯？
王功权：我对天涯的老总很尊敬，关系也不错。先从企业角度来说，天涯通过自己的努力，打造这样一个社区平台不容易，而且打得很坚实，在国内也是出类拔萃的。略感到有一些遗憾的是，在商业化上显得比较薄弱，但是没有办法，这可能就是两难，也许天涯是坚守着什么样东西，所以商业化能力没有上来。天涯内容上一直坚持自己比较高端的效果，一直是对社会最敏感的、最热点的问题，保持这样的高度关注，而且整个受众和层次显得比较高。很不容易。当然在这里揉进一些商业的东西是不是会破坏效果，还会不会是天涯社区，这是一个问题。商业化的能力，在这个企业中能不能激发出来，怎么把商业化的东西跟现有的东西不破坏风格、不降低档次地揉进去，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完全不谈商业化，从一个社区角度我是特别喜欢天涯的。你知道我是天涯的老用户。我觉得天涯坚守着一些人文的东西，一些高尚的东西，在中国挺不容易。激发大家一些热情，正义感的呼唤，倡导社会真善美的东西，我认为天涯作为一个媒体已经在社会上立住了，应该珍惜这件事情。我有点人文。我想如果天涯能够成为这样的高端质量人文情怀比较重的社区，一直坚持下去能有所作为也好，我们宁可牺牲一个上市公司算了，我们在中国保持这样一个天地，这样一个传媒。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天涯是很敬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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