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我叫刘跃进》出版，同名的首部“作家电影”公映，作家刘震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近日，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与此同时，小说同名电影也将于近期作为首部“作家电影”全国公映。对于小说、电影隆重爆出“双响炮”，刘震云有些轻描淡写：“小说与电影互不妨碍，写作对我有几重意义：不孤单；治病，否则总拧巴容易得忧郁症；有话可以和作品说；它让我痴迷，是文章在写我。”评价新作时，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也是“拧巴”。

    在《我叫刘跃进》新书发布会当天，刘震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专题采写：

    本报驻京记者 谢绮珊

    对话刘震云：

    “世界上所有的狼都在装羊，

    所有的羊却在装大尾巴狼”

    广州日报记者：您写《我是刘跃进》的动因是什么？

    刘震云：我最大的创作来源是话语，并非故事和人物。在写作之前，找到了“拧巴”这个词，“拧巴”比别扭更别扭。而“拧巴”就存在于刘跃进及其周围。水深火热的生活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围。

    “正常人思维混乱，比智商有问题的人思维混乱更可怕”

    广州日报记者：《我叫刘跃进》讲的是“羊吃狼”的颠覆性寓言？

    刘震云：生活中的人可以划分成羊和狼两类，世界上所有的狼基本上都在装羊，特别和蔼可亲，是“披着羊皮的狼”；所有的羊基本上都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刘跃进极精明，买葱买蒜都有算计，说过假话，占过小便宜，但不干杀人放火的事。他这头无辜的羊，意外闯入狼群。无论刘跃进还是寻找刘跃进的人，都同时陷入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羊和狼啼笑皆非的拧巴，拧巴出的是悲剧，也是喜剧。

    广州日报记者：应该如何理解藏而不露的“刘氏幽默”？

    刘震云：有的幽默，听的时候笑了；有的幽默，听的时候没笑，出门笑了；有的幽默，听的时候没笑，出门也没笑，回家笑了；除了这三种幽默，还有第四种幽默，听的时候没笑，出门也没笑，回家洗洗睡了也没笑，好长时间过去之后想起来，还没笑，但在心里笑了，这叫会心一笑，笑的是事件背后不同的见识。《我叫刘跃进》想追求的是第四种幽默，我称为“雪山下的幽默”，保质期更长。把一件事情努力往深刻里说，过去我也这么干过，以为这是大师干的事。一件事情非要往深刻里说，是因为还没达到深刻的阶段，到了深刻的阶段，就开始往家常里说。就像爬山，没到山顶的时候，说的是山顶的事，真正到了山顶的时候，又开始说山下的事。

    “《我叫刘跃进》说的是心与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这种拧巴是思维逻辑的混乱”

    广州日报记者：您为何说刘跃进就是阿Q的外甥？

    刘震云：我现在发现这样说不对，阿Q智商有问题，而刘跃进是我们身边的人，是个善良的人，是个正常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思维逻辑混乱的人。正常的人思维混乱，比智商有问题的人思维混乱更可怕。他会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或把第三件事说成一件事。这样的结果是，阴差阳错。如果没有阴差阳错，世界上就没有喜剧。如果没有喜剧，那我们生活的乐趣在哪里呢？

    广州日报记者：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到《手机》，再到《我叫刘跃进》，有何不同？这又是一次“华丽的转身”吗？

    刘震云：《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更重要；《故乡面和花朵》主要说我们每天胡思乱想的价值，没有它的充斥，我们会不会自杀；到了《手机》，往形而上走了走，是探讨说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这一回《我叫刘跃进》说的是心与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这种拧巴是思维逻辑的混乱。

    我回顾自己的创作过程，每一次都是在指责和谩骂中长大的，《一地鸡毛》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说写得不好，但是大家的看法有时候变得比我还快，一年之后就有人开始说不错，还给我扣了一个“新写实”的帽子。《故乡面和花朵》出来了，所有的人都说，全中国看这个作品的不会超过10人，看懂的不会超过3人，但我现在收到的论文有250多篇，他们不但看懂了，而且写得还很深刻。《手机》和《我叫刘跃进》小说与电影前后脚出来，他们又觉得我投降于影视。“转身”对我而言，更像一种惯性，是这些作品本身要转身。写作对我来讲，是一种自我治疗的途径。

    “U盘把我们生活中许多内容都藏在里面，肯定会有些秘密，而U盘恰恰是容易丢失的”

    广州日报记者：“手机”里藏的是谎言，“U盘”里藏的是人命，都涉及生活中的隐私。您为何对有“秘密”的故事感兴趣？

    刘震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对“秘密”感兴趣。秘密再往前发展，有一个词，叫“未知”。人们爱打麻将，其实并不是对麻将感兴趣，而是对未知的局面感兴趣。未知再往前走，会走到第三个状态，叫不可掌控。对于刘跃进，丢了一个东西，又捡了一个东西，是不可掌控的；对于找刘跃进的人，也是不可掌控的状态；当这两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碰到一起的时候，发生了化学反应，又出现了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对于未知，人们既充满了兴趣，又充满了恐惧。

    广州日报记者：手机、U盘只是一个道具，从中您试图挖掘什么样的人性？

    刘震云：手机的出现，极大地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U盘把我们生活中许多内容都藏在里面，肯定里面会有些秘密，这些秘密过去可能藏在保险柜里、心里，在保险柜和在心里是不容易丢失的，而U盘恰恰是容易丢失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我们要的大片并不在于场面，而是人内心的洪流”

    广州日报记者：您的小说人物大多是平凡人，平凡人的故事为什么可以给您那么大的创作热情？

    刘震云：我也写过一些官场的大人物，不仅写过羊，也写过狼，《我叫刘跃进》是把羊和狼拉到一起。小林、刘跃进他们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逻辑特别像狼，每天关心的全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大事，比如布什会不会下台，下一届美国总统是不是希拉里，八国首脑会议什么的。刘跃进去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为两分钱吵得好像全世界都不存在了，其实这两分钱掉在地上也不见得会去捡。这种小人物身上的有趣特点跟世界是小和大的关系。

    广州日报记者：《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等都与影视发生了关系，您自己如何看待文本和影视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作家电影”这个概念？

    刘震云：小说被改成电影，对小说而言，无所谓好坏。喜欢看小说的人看小说，喜欢看电影的人觉得电影更过瘾，互不妨碍。所以，我不同意有人说小说被改成电影，就破坏了小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人曾提出过“作家电影”，主要探讨人的意识、潜意识，拍出来的电影非常晦涩。我们针对中国电影内容缺失的局面，提出“作家电影”。其实我们要的大片并不在于场面，而是人内心的洪流。

  　　从《一地鸡毛》到《手机》，作家刘震云的小说一向以藏而不露的幽默形态出现。王朔曾经说过：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怎么对王朔构成威胁了？对于记者这个提问，他同样以不动声色的幽默回答：“其实，对我构成威胁的是王朔。那是他的一种幽默，我是不敢当真的。”

    这位一次次有意无意中“投降”于影视的作家“叛徒”，近日再一次闪耀出场，带着他的新作《我叫刘跃进》和同名电影。但他并不同意“叛徒”的评价：“叛徒”的角色我已经扮了好多年了，我真不能听他们的。作为“一只不是那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他还在片中扮演了只出镜两秒钟的角色。

    刘震云，1958年5月生于河南省延津县。在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前的五年，他都在服兵役。15岁刚入伍，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他遇到了一个长他两三岁的战友。“他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对我影响很大。”当兵没几天，这名战友就对他说：你应该写作，因为你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这名同样来自小地方的战友后来的下场特别悲惨，“突然不想当兵了，当我后来去看他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小村庄，家里很小，但码着很多书，他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是很另类的。正因为他不同，整天也不到地里干活，只想把世界搞明白，最后他疯了。他女朋友离开他，另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就把那个男的砸死了，也正因为神经病，没有判死刑。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但引导我走向写作的人是一个疯子。”

    而最影响他写作的人就是他的外祖母。他的外祖母活了95岁，个子不到1.60米，是一名长工，但在家乡方圆50里非常有名，就像当地一名明星，“转会费”很高，因为她麦子割得又快又好。她的经验就是，割麦子的时候不能直腰，一直腰就再也弯不下去了。这是外祖母教给他的一句老实话，现在写东西的时候也会时常记起。老人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总是以微笑面对这个世界。“这一点我还没有学好，因为真正了解我的人觉得，我的涵养还有待提高。”

    他否认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幽默有趣的人，他说，“我在生活中不幽默，否则就会吃亏。我们家乡的人不正经说话，人家问，吃过吗？抽烟吗？喝酒吗？回答是：吃过昨天的，不抽大烟，不喝闹酒。但我后来发现跟别的地方人这样说话的时候，处处碰壁，他们把玩笑话当成了正经话。所以，我现在也不那样说话了，但把这种对待世界的语言和姿态放到了我的作品里面。”

    《我叫刘跃进》：

    U盘里的

    人命事件

    U盘和欠条，丢包和找包，羊和狼共舞，一系列叠加的悬念串起了刘震云广受瞩目的长篇小说新作《我叫刘跃进》。故事始于刘跃进丢包，包里装着他全部的财产，在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几头狼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