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平

    这里所说的“民间文艺”，是指与官制文化、士文化相对应的，在民间社会中产生与发展的文学艺术。其主要特征为，它通常是由集体或民间艺人创作或改编的，主要通过世代相传、自然演化而成的艺术形式，来反映民间社会的世态镜像和草根百姓的生产生活内容，表达其愿望要求、情感吁求等。由于它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进程同生共伴的性质，便决定了其内容的丰富多彩、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富于生命力；又由于它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与民众的审美需求相适应，又决定了其在艺术形式上的质朴简洁、喜闻乐见。

    “民间文艺”属于俗文化的范畴（这里所说的俗文化是在与士文化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的，并不完全等同于“通俗文化”），按照一种理解，俗文化通常指民间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以及口碑相传的各种文化现象等。“民间文艺”的表现对象，是于这些俗文化内容中，通过具体的故事、人物所体现出的道德观念、是非判断、美丑辨析、善恶褒贬等带有价值评判意义的事象，来表明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态度”。它通常集中在生产经验、为人处事、善恶德行、诚信义利、追求生存权利和幸福前景、理想化的英雄人物等，这些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要求相关的内容上。

    从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看，东北没有经历过中原文化中士文化那样完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在客观上为俗文化的发育和成长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东北俗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影响也更广泛，根基亦十分牢固。人们常说东北“土”，主要缘由是与俗文化发达有关。就“民间文艺”而言，其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与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之密切，东北可谓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在大众消费文化需求的托助下，民间文艺中的某些种类更是成为了“热点”，比如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春晩”中主打节目的“东北小品”，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流淌着东北俗文化的血液，并主要以此取胜，它生动地说明了东北民间文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东北有源远流长的民间文艺的历史，自古以来，各族人民创作了璀璨多姿的民间文艺作品，如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故事、民谣、歌谣、谚语、民间笑话、寓言等，种类繁多的说唱艺术以及戏曲、说书等文艺样式。在这其中，有对劳动人民善良、勇敢、智慧等优秀品德的赞美；有对统治者、剥削者骄横、贪婪、虚伪、自私等恶行丑态的揭露和鞭挞；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有对骁勇强悍、重恩尚义的英雄人物的尊崇——东北文化中鲜明的“英雄情结”的宣泄；有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更有对外来侵略的英勇抗争等，民间文艺中含有大量的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是地域文化中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近代以降，吉林的民间文艺步入了一个繁荣、活跃的快速发展时期。首先，民间文艺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题材内容有所扩展，出现了描写移民们“闯关东”的生活境遇、艰辛历程的作品，其中有表现广大农民（长工）与满、汉地主阶级斗争的民间故事。东北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一般被认为是自辽、金时期开始的。但吉林要比辽宁晚得多，大批移民来到吉林，成为为地主打工的佃农，应是在农业人口剧增、土地得以大规模开发的清代中晚期。这类作品所讲述的，长工们通过与地主巧妙的斗争最后争取到了部分权利的故事，是近代吉林农业社会生活的客观真实反映。另外，还出现了反映东北工人，主要是矿业工人、林业工人苦难生活的作品，控诉劳动妇女在神权、族权、政权和夫权的束缚下，所受欺凌和压迫的民歌、故事等。在文艺创作与时代变化的关系上，民间文艺对历史演进内容的反应，表现得更为迅速和及时，近代中国和东北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很快便以民间文艺的形式得到反映。如东北大鼓《孙中山伦敦蒙难》、《民国成》，二人转《郭军反奉》等作品便属此类。还有描写东北人民反抗清王朝、东北军阀封建统治的民歌等。题材内容的广泛，特别是反映现实生活题材内容作品的不断涌现，使民间文艺成为了记录时代变幻的“储存器”和近代吉林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东北媒体业发展的滞后和文人文学对此关注和表现的严重不足所带来的缺陷，成为后人全面了解、认识吉林近代社会的第一手材料。其次，是文艺样式的日趋丰富和成熟。特别是说唱、戏曲艺术，至近代，它们基本上都迎来了自己表演水平、体系发展、影响程度的高峰期。比如满族的说唱艺术“八角鼓”，本是“满族在关外牧居时的一种说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已有多种演唱形式。清中叶以降，扶余州（今吉林扶余县）的伯都讷成为八角鼓说唱艺术的一个中心，拥有一批水平较高的票友。直到民国初年，当地“八角鼓”仍很盛行。后来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新的剧种——新城戏。再如“东北大鼓”，本源于东北农村，后兴盛于沈阳等地。清末，流传到吉林省，以吉林市为中心，称为“东城调”，又称“吉林大鼓”。盛行于陶路、临江、东丰、桦甸、通化一带，涌现了王桂影等一批有名的艺人。与活跃的民间文艺演出情形相适应，吉林的许多城镇在此时期，均出现了规模不等的戏楼、戏园、茶馆、茶园等演出场所。吉林市除北山庙会外，在北大街、牛马行、柴草市等处，均有茶馆。其它城市如长春、通化、四平等地，也分别有几家至十几家茶社供艺人演唱。进入1920年代以后，奉系军阀爱好并扶持说书等民间文艺，东北各大中城市演戏、说唱、评书等民间文艺演出活动空前兴盛，民间文艺成为市井文化的主要载体，成为民间社会精神文化生产的主流。如果说，似吉林市这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城市，近代的民间演艺活动又为其古朴厚重的文化底蕴添上浓重的笔墨，那么，对于长春这样新兴的城市而言，则在城市文化的发端期，就被涂上了以俗文化为主色调的农耕文化底色。

    在近代吉林诸种民间文艺样式中，最为活跃、影响也最大的无疑是二人转。据史料载，“道光初年，吉林一带的二人转已很兴盛。”东北二人转经长期流传，至清道、咸年间形成了东、西、南、北四个流派，吉林地区二人转属东路二人转。清道光年间，有韩宪宗（韩边外）在桦甸夹皮沟集四、五万人开采金矿，乡镇繁荣，于是请二人转、梆子等长年演出。咸丰至同治年间，建上戏台、下戏台及宝戏台，于“此一隅之地，晨夕演艺，上下两戏台，相隔五里，行人拥挤，热闹非常”，可见当时二人转艺术之兴盛。清末至民国年间，东路二人转的活动范围以省城和县乡十区为中心，普及于现吉林地区五县、广大农村、林区和矿山，其间出现了刘福贵、赵富、李青山等六、七十位著名艺人。

    二人转曾被称为“蹦蹦”，距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据《中国戏曲志·吉林卷》称：二人转是在东北秧歌和河北莲花落的基础上形成，后在发展中吸收了东北大鼓、皮影、太平鼓、霸王鞭、民间笑话以及河北梆子、评剧等多种成分，完善成具有歌舞、说唱和戏曲因素的表演艺术。二人转是最能体现东北地域文化的某些本质特征和东北人地域性的国民性格特点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如它的纯朴、红火、奔放、明快的美学特征，语言的风趣、直白和形象化，唱腔的高亢、刚劲，表演上的夸张、热烈等。人物的刻画，一般不追求细腻和复杂，更倾向于浅白和直接。女性形象绝少温柔和娇弱，基本为泼辣、刚直的性格特征。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它不致力于引发观众戏后的回味和思索，而主导于对观众视觉、听觉的直接刺激，对现场观众情绪的调动。二人转艺术以大俗为荣，凸显着东北地域的粗犷与豪放，它勇敢地超越传统戏曲的文词，将村言俚语纳入表演中，这使得二人转成为最具广泛群众性的艺术。在东北，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的说法，由此可见，二人转“和劳动人民有着深刻的渊源和知己的感情。”

    二人转的演出内容，多改编自中原文化中的历史演义、传说故事，或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及戏剧脚本，直接取材于东北历史或现实生活的极少。这一方面与二人转的起源，从关内某些民间艺术形式演化而来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东北士文化发育得相当衰弱。为数不多的士人研史读经，视民间艺术形式为“下里巴人”，不屑一顾，因而自近代以至于整个旧中国，二人转与其它民间文艺一样，始终处于自生自长、自消自灭的“自然”状态，士、俗文化始终未肯合流，走上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之路。这又和整个东北地域文化的演化特点互为印证——一种自我封闭、粗放自然的文化状态。二人转在这种“不合流”的文化环境中，实际上扮演着观念上的官、士文化与形式、情趣上的俗文化这种内外相分的双重角色。二人转能够延续发展，在于它那种契合了自己生存的外部环境的大文化品质，但正因为它的俗文化的特质，也就容易投合俗文化圈中的某些低级趣味和过于自然化的审美倾向。俗文化中的“俗”，也可以表现为迎合、挑逗人性中原始、落后的方面，使人陷于颓废，滑向低俗。作为地域文化中一种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的“外显”，二人转中那些粗俗、粗鄙、庸常的东西，实际上是与东北地域文化、东北人群体性格中，潜隐在“粗犷”表层后面的一些粗放性、粗糙性因子暗通的。

    从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看，东北没有经历过中原文化中士文化那样完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在客观上为俗文化的发育和成长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东北有源远流长的民间文艺的历史，自古以来，各族人民创作了璀璨多姿的民间文艺作品，如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故事、民谣、歌谣、谚语、民间笑话、寓言等，种类繁多的说唱艺术以及戏曲、说书等文艺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