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5年7月21日拍摄的格林斯潘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大学期间，为了支付学费，我为一个投资机构当兼职调查员。当时冷战刚开始，五角大楼大量制造战斗机、轰炸机和其他军用飞机。投资家都想预测备战计划对股市的影响，因此他们都急于知道政府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尤其是铝、铜和钢材的需求量。

    不过这些数据可不容易搞到。1950年，朝鲜战争一打响，五角大楼就把所有军用物资购买计划列为保密文件。

    我以前对金属市场有所了解，所以自告奋勇去当这个“侦探”，老板同意了。首先我找到1950年国会听证会的会议记录（这些资料是向大众公开的），但因为军事会议是保密召开的，我没法看到他们的记录。

    怎么办？我想到了1949年的会议记录。那时朝鲜战争还没有开始，军事会议在正常听证会期间召开，记录也很详细，而通过研究政府公告和一年来的新闻报道，我知道1950年和1949年美国空军的规模和装备基本一致。于是我从1949年的记录中找出每个营有多少架飞机，每个空军联队有多少个营，新战斗机的型号、后备战斗机的数量和预计损耗量。有了这些数据，我就基本上可以算出每个型号战斗机的需求量了。

    接下来我必须找出每种型号的飞机需要多少铝、铜和钢材。我找来各种飞机制造厂的技术报告和工程手册，一头扎进数字、图表和工程专业术语的海洋。渐渐地凌乱的资料中呈现出规律，政府的购买计划变得清晰了。

    调查结束后，我写了两篇很长的报告，都被发表在《经济记录》报上，题目是《空军经济学》。时隔30多年，我当上美联储主席后不久，一个曾在五角大楼工作过的同事说：“还记得你写的《空军经济学》吗？你计算出来的数字跟政府保密文件里的数字非常接近，当时吓了我们一大跳，差点就要派秘密警察跟踪你呢！”

    如果你问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会给你两个答案：“捷径”（Work Smart）和“苦干”（Work Hard）。比如《空军经济学》这项调查，1949年的会议记录是“捷径”，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计算整理出各种型号飞机的数据是“苦干”，这两项缺一不可。

    摘自《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