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放：

    2002年8月7日中午，北京大学山鹰社登山队A组队员林礼清、雷宇、杨磊、卢臻、张兴佰在海拔6700米处遭遇突发性雪崩，与本营失去联系。8月9日，B组两名队员发现雪崩现场，搜索到两具遗体。8月19日，由专业登山队员组成的搜救小组发现了第三位遇难队员遗体，并推测其他两具遗体在较深的雪层中——至此断定，北大遭遇雪崩的5位登山队员全部遇难。

    你好，王淼：

    山鹰折翼已然五年了，你的回忆把我带回到五年前的那个夏天。

    看到山鹰社这个名称，眼前顿时浮现出的，是在北大学一食堂东南角的一块小黑板，上面常常会有你们山鹰社活动的讯息、通知。网络时代了，山鹰社的同学还会用这样最简单甚至古老的方式，在那个地方通知、聚会、讨论，这也算是独特的风格吧。脑海中带着这个画面以及感觉，我反反复复读着文稿，体味着你的感受，以及那无可名状的痛苦和悲伤。

    五年了，山难给你带来的创伤还没有被时间完全抚平，“每年8月初，我都会变得焦躁、不安，总是会重复着同样的梦(A组的五名队友结伴出现在我的眼前)与同样的疑问：A组真的没了吗？”八月，是你痛苦的线索吗？突如其来的创伤是那样令人难以接受、难以遗忘，八月，不须刻意，不必提醒，未了的情结，无意识的记忆会通过梦和焦躁不安的情绪告诉着你，甚至令你似乎又在重新经历那段被恐惧、悲伤、内疚、愤怒、痛苦和莫名的烦躁笼罩的日子。这是人经历重大创伤后非常常见的现象。

    山难已经过去了，过去五年了。

    灾难，总是在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时候来临，“A组没了”，难道这四个字就可以宣告五个生命的终结？昨天还是你征途上的兄弟，海阔天空，而现在，连照片上的微笑也令人难以面对。因此，你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有这种空白才能使你得以喘息，可以暂时不去面对生命的脆弱。那时候你们已经没有心思吃什么东西了，因为死亡从来没有那么接近，连静也是“死寂”的。是恐惧吗，或是难以体会的悲伤，以至于担心阳光是否还会普照。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你写道，“阳光如常照在希峰山顶上。”

    恐惧、悲伤、内疚、愤怒、痛苦和莫名的烦躁是那么的强烈，以至于当时的你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压力，已经使得你们难以喘息，因此你们沉默、压抑、回避、转移注意，说一些无聊的笑话，甚至于队长说“有些事把它深埋在心里默默承受，也许比说出来会让我更好受”。但不管怎样，你们还是对突发的灾难做了恰当的处理，是的，没有被死亡压垮，我想，当时也只有这样的回避，才能帮助你们沉着地应付困境。我觉得在当时，这种回避并没有什么不好，而这种沉着，我在很多北大人身上看到，也使得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载痛苦。而在最艰难的时候，国旗、校旗和社旗还被你们顽强地支撑，也支撑着你们。

    安全回到北京的日子，需要应付新的问题，采访、询问甚至安慰，都需要你们拿出精疲力竭后的最后一点能量来应对。渐渐地，愤怒和内疚就浮现出来。通常幸存者总会认为如果自己当时做些什么，就可能避免灾难的发生，这个时候，这种感觉既会令人内疚，但也可以让我们恢复一点控制感。但是，过去的已经发生并完成，我们能尝试去控制的，是今天和明天。我不知道，队长，从他的内疚感中走出来没有？我们无法控制，我们无法控制的一切。

    “回去后，生活会改变吗？”五年来生活已经改变了很多吧。经历灾难和死亡，在体验到种种痛苦、恐惧的同时，也会给我们一个机会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不知道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过听到你在国外工作的消息，还是感到你生活得很积极，并且保持了探索和挑战的性格。我想，山难也已经使你理解在探索、挑战艰险与安全之间该如何保持平衡。

    王淼，学一食堂的一块小黑板上还常常会有你们山鹰社活动的通知，山鹰没有被山难压倒。“存鹰之心于高远，取鹰之志而凌云，习鹰之性以涉险，融鹰之神在山巅”。山鹰实践着北大的精神，它一直和你在一起，也一定能帮助你们平复内心的伤痛。

    徐凯文，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研究生，精神科主治医师，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咨询师、危机干预督导。主要研究方向：心理创伤的治疗。(徐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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