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不少中国学者、专家在谈及西方媒体或公众对中国产生的种种误解时，常常用西方还“不适应”中国的崛起来做解释。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这种不适应是如何产生的，笔者认为，目前发生的不愉快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沟通而造成的。

    西方人对中国的发展变化充满了好奇，他们兴奋、激动和怀疑，他们对中国这只沉睡多年的“狮子”终于慢慢醒来充满期望，但这一切都伴随着怀疑和担忧。因为西方人，包括学者和普通民众，都认为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多、太复杂了，没有一个西方学者敢于预测中国经济会有如此高速的发展。中国落后的基础建设、沉重的人口压力、薄弱的农村经济、新旧混杂的规章制度，以及令人无从下手的环境恶化问题，曾使许多西方学者不敢展望中国的未来。

    但现在的中国用出色的成绩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独特的智慧与魄力，让世界大家庭开始接纳中国，并赋予她越来越多的期望。如果说西方对中国的新角色有什么“不适应”的话，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世界上的一些游戏规则和方法尚不熟悉，或相当陌生。就好像“优生班”里突然来了一位“插班生”，人们对他品头论足、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而中国自己似乎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就突然被历史推上了世界舞台的最前沿；面临众多新颖而繁杂的国际游戏规则，耳听赞扬与批评的不同声音，中国有些不适应新的环境、新的角色和新的职责，这是十分正常的。当中国能沉着、冷静地处理各种批评和指责时，中国就成为一个成熟的大国。

    经济上成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并不等于政治上就能成为贴心的朋友。经济与政治永远是一对冤家。西方在承认与接受中国的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限制或削弱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当前中国与西方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情况下，加强沟通是解决分歧的唯一办法。瑞士一位驻华多年的跨国公司的CEO曾对我说：“中国与西方的沟通太少，要全方位的沟通才能使外部世界更了解中国。”

    一位曾经到过西藏的瑞士同事发出感叹：西藏明明不是目前西方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但事情怎么会闹成这样呢？这句话令我对近期因拉萨3.14暴乱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有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我们这几十年来一直在西藏默默无闻地建设着，修铁路，建公路，盖新居，兴超市，办学校，立医院；花巨资，缮寺庙，我们做了这么多功德无量的善事、好事，西方人怎么都毫不知晓呢？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有些西方人士压根儿就没把西藏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别有用心地造谣中伤外，另外一个原因与达赖集团多年来不间断的不实“宣传”有关。国际问题专家已经注意到，“藏独”分子多年来一直善于与国际媒体“沟通”和“公关”，散布不实信息，因而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而相比之下，我们对西藏发展深刻变化的宣传对国内公众做的多，但对国际公众则显得薄弱。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形象的建立与维护。

    尽管中国这30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对于许多从没到过中国的外国人来讲，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永远是片面的、过时的。我问过许多从未踏足中国的瑞士朋友，他们说，除了中国电影留下的印象之外，全是从当地媒体上获取的信息。问他们对上海了解多少，回答总是“听说像纽约”这句话。试想，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尚且不被大多数西方人所熟悉，要他们了解西藏等西部地区就更困难了。既然我们不能指望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能到中国来看一看，那就只有靠我们主动地对外多做沟通推介工作了。

    通过沟通，才能逐步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使舆论环境能够变得更客观、更平和。当然，这样的沟通是长期的，需要我们做长期的艰苦努力，需要我们在面对嘈杂的西方舆论环境时，保持沉着应对的心态。（刘志勤 作者是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原载环球时报2008年4月11日国际论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