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史上，他参演了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解说了第一部纪录片《民主东北》；编导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更是新中国译制片之父，译制导演了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

    在承载着多年荣耀历史的长影摇篮宫，90高龄的袁乃晨静静地坐在长桌的一端，像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一样，在正午温暖的阳光里，微笑地叙述历史。

    对于这位曾经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四个第一”的老人，在前不久的第十七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奖杯——金鸡奖终身成就奖。也许奖杯出人意料地迟到，但是在很多人心中，她早就属于这位老人。

    省委宣传部在第一时间为老人发来贺信，袁乃晨在激动之余，在电话里说：“那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长影的成就！”如果你亲自看到袁乃晨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因忆战友而老泪纵横，就会知道这些话来自“灵魂深处”。

    那些灵魂深处的历史

    1938年，20岁的袁乃晨是八路军冀中军区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二团政治处宣传干事。“那时很苦，经常连夜急行军，除了身上的枪，累得连被子都不愿意背。一块大饼子得掰成好几半当好几顿饭吃。”

    中学毕业的袁乃晨“也就比别人多会唱一些革命歌曲”。事实上，由他创作并导演的话剧《汉奸的下场》曾风靡军中。1年后，袁乃晨成了一二零师二支队战捷社的一名话剧演员，后来成为戏剧队长、副指导员。

    那些沉重并开心的往事

    从背着枪连夜追月的战士，到战捷社舞台上大声高歌的演员，袁乃晨在1946年又迎来了自己人生最大一次转折。这一年，他被调到东北电影制片厂（长影前身）任演员剧团副团长，厂址在黑龙江兴山。那里听不到枪炮声，闻不到硝烟味，静得连树木生长的声音都能听到。袁乃晨与所有同事一样，守着摄影机、胶片等大批设备。“当时还没有生产任务，我们还在建设中，这些年总会有人问我，‘你们是怎么辛苦创业’的？”袁乃晨回答：“辛苦？一天3顿饭，晚上能睡觉，这种生活能叫苦？有时候我们还能吃上肉呢。”可是又是谁在荒芜的矿山中，平地建立起一座新中国的电影城呢？又是谁在敌特的冷枪里，掩埋战友擦干眼泪用血汗捍卫来之不易的胶片资源？

    1年后的冬天，袁乃晨参演了《留下他打老蒋》，并在其中扮演了一名营长，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

    “那个时候胶片珍贵啊，珍贵到根本没地方去买，国内也没地方生产。”此后执导新中国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时，袁乃晨有了更深的体会。这就是创业，在一穷二白的日子里，他们背负开拓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任务，吃着不能果腹的窝窝头，开心地在摄像机前做着他们自己从未尝试的事情。

    那些“代表中国”的岁月

    1948年7月的一天，袁牧之把厂里创办电影译制的工作交给了袁乃晨。“当时长影已经搬到了长春，我得坐火车去哈尔滨。那时候不用买票，只要有车，提自己是长影的就能马上上车。”袁乃晨只身火速来到哈尔滨南岗区的莫斯科电影院，找到“苏联影片进出口公司”的总代理聂斯库伯，与他商洽影片译制工作。“我虽然是一介小白丁，但是我代表的是中国！”袁乃晨说，“责任重大！”当时，译制片被称为“翻版片”，所以当人们称袁乃晨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时，他并不习惯。

    当第一部翻版片《普通一兵》到手时，袁乃晨与大伙都高兴得不得了。《普通一兵》成功了，袁乃晨为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中国电影赢得了头彩。此后，全国翻版片要大张旗鼓地发展了，袁乃晨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鼎盛时期。“这事要我牵头做，我就得招兵买马了”，袁乃晨说，“当时我去北京、天津走了一大圈，找到了一大批懂各国语言的人才，加上厂里在长春招的人，那一次新招了100多人。”袁乃晨说着说着比划了一下摇篮宫，“就这么大的空间，我们能同时做4个翻版片的配音”。当时的袁乃晨，尽管还很年轻，但是已经走入幕后做着统筹领导的工作。1952年秋，他被调到北京文化部电影局任翻译片组组长，主管全国翻译影片工作。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影坛上“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袁乃晨，在大连金鸡百花电影节手捧奖杯的时候，他流泪了，他说，“60年过去了，我的那些战友先后都已经长眠于地下了，他们终生为之奋斗的翻版片这朵花朵，已经开遍祖国。对于未来，我希望后来的同行，能够把中国的电影，翻译成全世界各国的语言，让中国电影这支艺术的花朵开遍全世界！”

    本报记者 徐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