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孟凌云

    她的作品、她在那个传媒不太发达的时代被公众知晓的形象以及一些个人经历、生活片断都似乎是令人遥不可及而充满想像的。她的文字忧郁、迷人，带着超出时代生活的色彩与精彩，也使读者在难得一读中体验到心灵的共鸣与思想的豁然，开启了文学启蒙甚至是人生启蒙。她，就是著名作家王安忆。

    中国作协第七届主席团第六次会议日前在长春举行，当王安忆和一群大名鼎鼎的人们的“文学偶像”们踏着金秋的凉爽走出我们的旧梦来到眼前时，让人觉得仍是个梦——让人相信自己年少和青春时期最向往的人也和你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记者的感觉也折射出她和那一群人的文学作品对中国那一时期文坛的影响之深、之远。

    对记者采访的问题：“您的创作被认为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风格多变，您对此有何看法”时，王安忆直截了当地说：“我倒没觉得自己风格多变，我一直忠于自己的内心写作，没有感觉风格怎样变化。”她的回答态度和风格使人感受到，这就是她——那个不被外界潮流所左右，在内心中、在精神世界里坚持和完善的女作家。当记者问及她认为经典传世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标准时，王安忆说：“经典与否，并不影响我的写作。我从事写作时只是自己用心去写，并不考虑作品是否能以经典传世。”不刻意追求经典，写作与功利不沾边，这使她的创作智慧而轻松。

    王安忆的《长恨歌》是被大家广为熟知改编成影视作品的，与其他作家相比，她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并不多，对此王安忆直率地回答：“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与其本身的戏剧性，与作家的特点、性格等都有关系，也许是这些因素限制了我的作品。”王安忆说，虽然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有广阔的市场，而且作家收入也会因为“触电”与否有很大的差别，但自己不会刻意“触电”。文学是她始终的坚守。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王安忆的经历是被大家熟知的。1954年出生的王安忆，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娟。她于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7年调入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2001年被推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30余年时间里，王安忆写作发表了大量短、中、长篇小说，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著作之丰、影响之广令人赞叹。她著有《流逝》、《尾声》、《岗上的世纪》、《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等约400多万字的作品，有很多都被译为英、法、荷、德、日、捷、韩等多种文字。其作品也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