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百家讲坛》而走红的纪连海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讲述大禹婚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一典故时，抛出惊人观点，他称这其实另有隐情，因为大禹有“婚外情”，在外边包养了另外一个女人瑶姬。为了“蒙”妻子女娇，大禹编造了“巫山神女”瑶姬帮助他治水的故事。

纪先生的考证真让我们大开眼界，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新锐学者”。当然，这种类似戏说、恶搞的治史方法，并非纪先生首开先河。早就有人“考证”出屈原之死是因为和楚王妃有暧昧关系，诸葛亮被“考证”成阴谋篡权“天下最虚伪的人”，李白被“考证”成一个纵情声色、不务正业的“古惑仔”，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被“考证”成破坏对外贸易，鲁迅被“考证”成拿日本津贴的高级特务等等。

对历史人物的见仁见智，臧否褒贬，本不奇怪，但一定要持之有据，言之有理。不能信口开河，只为哗众取宠，吸引眼球，就乱发惊人之语。历史学家胡适曾有一句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交朋友要在有疑处不疑。”因而他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问之道。遗憾的是，很多人只记住了他的前一句话，什么假设都敢提，却懒得去“小心求证”；而没有这后一条，什么假设都是空的，什么学问都是站不住脚的。

对历史人物的“考证”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定论，都是建立在大量文献依据的基础上，并经过历代学者反复验证筛选过的，如果只凭一两件孤证或只言片语的描述，就急于“颠覆”定论，从用心上来说，太过急功近利，从考证上来说，也太单薄无力。还是胡适的观点，“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两分证据说两分话”。总之，做学问务必要持认真严谨的态度，有一定的行为准则，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表现自己在学术上的“勇敢”，就有意无意地顺应某种环境的要求，刻意说点与众不同的内容，以显示自己非同一般的才能，把个人的猜测作为科学结论在大庭广众间传播。做学问的人有一个最基本原则，一定要对社会和历史负责任。

或许是易中天别开生面的《品三国》一炮打响，于丹独辟蹊径的《论语心得》一夜走红，刘心武的戏说红楼大放“异彩”，也激起了一些文人学者急于成名的欲望。平心而论，一个学人想在文史界成名不是坏事，名气越大越好，我们正缺大师呢，但绝不能不择手段，不能钻营终南捷径，更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拉古人来陪绑、“颠覆”。

当然，学术研究无禁区，不论是对李、杜还是对大禹的研究，都可畅所欲言，包括他的负面信息，但一定要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不能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一套。70多年前，当时尚年轻气盛的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提出“禹是一条虫”，因为立论无据，受到鲁迅先生的嘲笑，这一考证也成了史学笑谈。而纪先生的大禹“婚外情”论，更是荒唐无稽，著名禹文化研究专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禹羌文化研究所所长谢兴鹏就批驳说，瑶姬是传说中的“女神”，而大禹则是一位“人”，“人”与“神”怎么产生婚外情?

亵渎祖先、恶搞圣贤，虽容易“轰动”，可快速“成名”，但总难免让人想起佛顶着粪、焚琴煮鹤、粉墙点污之类为人不齿的邪举恶行。

  陈鲁民